該干的事還是要放開手腳去干 
 劉未鳴

    如果任由這種不愿作為的消極情緒蔓延開去，將會影響全面改革的深化，甚至令很多改革舉措最終付之東流；將會影響社會的精神狀態，令原本需要昂揚精神狀態的當今社會變得暮氣沉沉。
　　現在少數領導干部中存在一種不愿作為的情緒。幾天前北京海淀區政協全會上，一位企業界的政協委員在與政府部門負責人進行專題協商時提到這樣一個現象:過去區政府部門的同志們每每工作到晚上八九點，而最近以來到了5點半辦公室就沒人了。這位委員說及的政府部門下班時間的變化，是否是這種不作為情緒的一個直接反映呢？過去一些地方流行的“白加黑”、“五加二”，雖受不少詬病，但至少表明政府部門同志們的忙碌狀態。
　　這種不愿作為的情緒是消極的。
　　不宜籠統或簡單地把這種消極情緒歸結為理想信念出了問題，我們相信持這種消極情緒的官員中的大多數，跟過去一樣，仍然懷抱為國家為本地區百姓謀幸福的美好愿望。我們更愿意把這種消極情緒理解為權力行使轉型過程中的一種心理反應，且是暫時性的心理反應。
　　若論及領導干部這一年一個突出的感受，恐怕就是普遍覺得官不好當了。這種感覺源自權力行使的轉型。
　　我們的經濟正處在轉方式、調結構的階段，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同時我們也認為，不單是經濟，今天我們國家的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建設，其實都處在一個調結構、轉方式的重要階段，當然政府和領導干部權力的行使也進入了這樣一個階段。大部制的實行、政府審批權的下放，實際上是一種結構的調整；節假日不許發賀卡、月餅券、購物卡，公務接待主要安排吃自助餐，領導干部不許出入私人會所參加高檔宴請、不許在公共場所吸煙，這些大大小小、非常具體的規定，就是用權方式的轉變。調結構、轉方式，意味著過去很多可以做的現在不能做了，過去很多對的現在也已不再對了。調結構、轉方式，要求領導干部必須換腦筋、換思維。
　　換腦筋、換思維是痛苦的。習慣了用權的隨意，習慣了拍腦袋、我行我素的思維和決策方式，自然會感覺不適應、感覺別扭，甚至會有《紅樓夢》里劉姥姥初進大觀園時那種手足無措的感覺。我們理解這種感覺，我們也同情這種感覺，但我們反對把不作為當做應對這種不適應不習慣的對策。
　　細究起來，之所以采取不作為的態度，大體出于兩種考慮。一是對中央各項規定沒有吃透，沒弄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更不清楚中央還會出臺什么樣的禁令，為保險起見，于是選擇不作為。二是怕出錯。青島黃島輸油管破裂，上至中石化集團董事長下至街道辦事處負責人，共48人被行政處分，此事足以看出今天對領導干部問責的力度。只要出了錯，哪怕是好心，也同樣會被問責，于是在一些官員看來，要想不出錯，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干事。
　　如果任由這種消極情緒蔓延開去，十分危險。往大處說，它會影響全面改革的深化，影響各項改革目標的順利實現；它會影響社會的精神狀態，改革是需要一種昂揚的精神狀態的，如果整個社會被這種不愿作為的情緒所感染，企業家怕血本無歸而不再投資、作家怕作品賣不出去而不再寫作、外科醫生怕醫鬧而不再做手術、教師怕媒體批評而不再給學生布置作業，將何以堪？往小處說，它會影響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發展，也會影響領導干部自身的前途和命運。領導者，引領群眾創造財富創造美好之人也。倘若不作為，群眾如何信賴？失去群眾信賴，哪還談得上前途光明？
　　既然干事，就難免出錯。出錯有主觀條件的因素，也有客觀條件的制約。一味追求政績，無視現實條件、無視客觀實際，瞎折騰、亂折騰，由此所出的錯，是不可原諒的；決策不講科學、不講程序，不廣泛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建議，全憑拍腦袋、一人說了算，由此出的錯，也是不可原諒的。可因為能力不足、考慮不周，好心辦了壞事，則在情感上是可以原諒的。作為領導干部，首先要不怕出錯，在此基礎上，再努力做到少出錯、不出錯。
　　既然是改革，就難免出偏差。回首改革開放30多年里先是聲名鵲起后又隨風而去的那些改革家們如步鑫生、年廣久、禹作敏，如果他們當初怕出錯，將不會留下歷史的印痕，將不會給后來者提供寶貴的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教訓；30多年里，各地有不少改革舉措，事后被證明是錯誤的，但當初如果因為有缺陷而放棄改革，不去改革，就不會有今天的中國。
　　因此，于國家、民族利益計，于改革創新計，該干的事還是要放開手腳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