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淑君

    劉迎龍，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小兒心臟中心即北京兒童心血管病中心主任，1997年擔任北京市政協委員，2000年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2003起任全國政協常委至今。專業方向:復雜先天性心臟病臨床與基礎研究，關注方向: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及中國特色醫療體制探索。
　　從醫43年，主刀手術幾萬例，看著孩子們像一朵朵嬌艷的鮮花再次綻放，劉迎龍的喜悅勝于父母之心。當政協委員17年，執筆提案近百件，看到自己的一條條建議被落實為國家的大政方針而惠及千萬百姓，劉迎龍感覺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于此。
　　■■用一生去守護鄉親們的健康
　　2013年12月25日一早，天還沒亮，劉迎龍和四位年輕大夫就已經開始在心外大樓四樓病房為遠道而來的孩子們看病。從六點半到八點鐘，他們先后為18位先心病患兒做了系統的體檢和診斷，幾個外地來的孩子當天就安排了住院。
　　像這樣，披星戴月來上班，劉迎龍已堅持了數十年。按照醫院的常規安排，劉迎龍一周出一次門診，掛15塊錢的專家號。作為國內小兒先天性心臟病手術最有名氣的專家，一周一次門診無異于杯水車薪，許多家長不遠千里長途跋涉就是奔著他來的。為了使孩子們看病更方便，劉迎龍親自與院里協商，在小兒心臟中心所在的四樓病房專門安了一個掛號系統，只收四塊錢的掛號費，這樣不僅減少了孩子們的看病花銷，還免去了家長來回奔波于門診與病房之間的煩惱。這就是一個個小天使在這里重振翅膀的綠色通道。
　　一系列方便措施的實施成效顯著，現在這個綠色通道和協助申請基金救助等幾項措施一起，被媒體譽為安貞醫院小兒先心病診治的立體化診療體系。其實，無論是創建綠色通道，還是構建立體診療體系，在劉迎龍心里，都和一種深沉而厚烈的情懷相關。這些便民措施的受益兒童大多來自外地農村，或是邊遠山區。而那里，正是劉迎龍魂牽夢縈的地方。
　　1969年，初中剛畢業，17歲的劉迎龍和15名同學來到內蒙古哲里木盟開魯大草原安家落戶。作為這個新家庭的集體戶戶長，劉迎龍帶領著兩名男同學挑起四個水桶，走遍全村。每到一家，老鄉就會往他們的一個桶里倒一點咸菜、往另一個桶里倒一大碗醬。就這樣，這幫大孩子才安了一個家。1970年的一天，劉迎龍接到公社秘書打來的電話。他騎著毛驢趕到公社一問，才知道由于自己的突出表現，他被推薦讀醫科大學。聽到這個信兒，劉迎龍并沒有天上掉餡餅那般喜悅，但他感覺，學醫真好。雖說下鄉還不到兩年，但劉迎龍對這個半農半牧地區鄉親們的困苦生活和缺醫少藥的狀況深有感觸。“不要說沒有錢，就是有錢鄉親們也沒地兒看病去。公社的衛生院就是兩間干打壘的房子，醫務人員只有一個從通遼衛校畢業的護士。”一次，劉迎龍親眼看到一個牧民老鄉趕著大馬車拉著一個孕婦到衛生院去，白天去的，沒到晚上就難產死了。為此，劉迎龍不知多少次徹夜難眠，看著病魔無情地奪走了鄉親們的生命，而自己卻無能為力，劉迎龍從此便默默地許下了心愿:用自己的一生去守護鄉親們的健康。
　　1971年至1974年，劉迎龍就讀于吉林醫學院醫療系。1975年，劉迎龍作為隊長和同學們組成醫療隊，到吉林省永吉縣巡回醫療。三年多，他們住在老鄉家、吃著百家飯，給老百姓送醫送藥。劉迎龍回憶，那個時候，毛主席所倡導的農村合作醫療的春風已刮到永吉縣了，但那時的合作醫療與現在的新農合不一樣，政府不出錢，農民拿兩塊錢形成互助，看病的掛號費三分錢。就用這點兒錢，劉迎龍和他的醫療隊搞了“三土四治”。自己上山采藥，自己做葡萄糖注射液、做柴胡感冒藥、元胡止痛藥，自己弄高壓鍋消毒，自己做蒸餾水。在今天看來，醫療隊這種自力更生行為，就是非法行醫，非法制藥，得堅決取締。但在當年，他們的土法子卻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2005年，劉迎龍以全國政協視察團成員的身份赴吉林省視察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情況。他特意向團里告了假，回到闊別37年的永吉縣，回到半拉川、大河川、腰屯這幾個當年工作過的村子，仔仔細細地考察了他們的衛生室。“農村衛生工作有改進，但是改進不是特別大。”那次回訪讓劉迎龍一直放心不下。直到最近這兩年，劉迎龍在視察調研中了解到永吉縣和全國各地一樣，新農合已開展得如火如荼，他的心才漸漸寬敞起來。
　　■■放棄綠卡　因為祖國更需要我
　　1981年，劉迎龍到阜外醫院心臟外科進修，并于1983年考上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心血管外科專業研究生，師從朱曉東院士，主攻人工心臟瓣膜研究。對于心臟來說，瓣膜就像閥門，必須閉合緊密、不能返流，否則心臟就會擴大而危及生命。當時，我國還不能生產人工瓣膜，只能從美國進口，這一困境成了限制我國當時心臟外科發展的瓶頸。為了突破這一瓶頸，劉迎龍在朱曉東院士的指導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獲得了突破性進展，成功研制出了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人工瓣膜。為進一步深造，1989年6月28日，已經留在阜外醫院工作的劉迎龍，作為交換學者遠赴美國新澤西州ST.Joseph’S醫院心外科研修學習。
　　一年學習期結束后，同去的醫生絕大部分都想方設法留了下來。劉迎龍的美國導師布爾曼也對他說，“你是我接觸的中國醫生中最出色的一個，留下來馬上就能給你辦綠卡，你可以拿到每年5萬美元的薪酬。”美國的住院醫生制是從3.6萬美元開始，5萬美元相當于第三年的住院醫生，當了主治大夫后收入就更多。劉迎龍在美國的兩個老師都是業界的權威，一個年薪500多萬美元，另一個年薪300多萬美元，他們都很看好劉迎龍。
　　毫無疑問，留在美國，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會很優越。出國前，劉迎龍在北京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家，他的家蝸居在阜外醫院頂樓陽臺上搭建的一個鐵皮房子里，夏天最熱時能達到50度，而冬天只能生個火爐取暖。是回去繼續吃蘿卜白菜，還是留下吃炸雞火腿？很多美國同事的調侃對一般人而言，是個需要做出選擇的問題。劉迎龍卻未起半點波瀾。他腦海里一直回味著布爾曼的一次授課。布爾曼是個中國通，來過中國11次。有一回，在哥倫比亞大學，布爾曼講授“社會主義體制下的醫療衛生工作”。說完古巴和蘇聯后講到了中國，他指著同去的劉迎龍說，這個大夫是中國最好的做心臟手術的大夫，他們的醫院等著住院手術的人有1萬個。哇，為什么這么多？臺下50多個學生都睜圓了眼睛。布爾曼說:“因為做10個和做100個掙的錢一樣，因此，人們不干。當然，這是改革開放前中國醫院和醫生的工作狀態。”同學們問:“那現在呢？”“現在發生了一些改變，大夫做10個和做100個已經有區別了。”同學們又問:“能差多少呢？”“能差10％。”布爾曼話音剛落，底下又是“哇”聲一片。
　　這堂課，雖然布爾曼導師講的都是實情，但劉迎龍聽得卻很不是滋味。在劉迎龍出國之前，我國每年只能做幾萬例瓣膜替換手術，卻有超過200萬患者在排隊等待。一位患者的丈夫曾為劉迎龍寫下一句話:十萬雙眼睛、十萬顆心。導師的課堅定了劉迎龍回國的想法。沒錯，與發達國家比，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是落后。正因為落后，祖國才更需要我。1990年6月28日，在出國整整一年之后，劉迎龍毅然回到了阜外醫院。
　　迎接劉迎龍的，是事業上的又一次重大轉變。劉迎龍讀研究生時的導師、時任阜外醫院院長的朱曉東對他說，“我們的瓣膜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當前最為緊迫的是小兒先心病的治療，手術數量少、死亡率高，這個專業受苦受累收入低，但是卻又很緊迫，你去把這個事業做起來吧！”
　　■■走到哪兒，就把生命的動力送到哪兒
　　同樣是拿手術刀，從成人心臟瓣膜到小兒心臟手術，對于身高臂長的劉迎龍而言，其轉變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對于劉迎龍這一代人而言，他們考慮更多的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是哪兒需要就上哪兒去。
　　如果說小兒先心病是心臟外科的難點，那么法洛氏四聯癥則是這個難點中的難點，如何提高手術療效、降低死亡率，成了劉迎龍團隊工作的重心。經過不斷摸索、總結經驗、打破傳統觀念，劉迎龍通過對高危因素的分析，擴大了法洛氏四聯癥根治術的適應證，把過去業界普遍認為不能做的病例都做了起來，從1994年到1996年，僅兩年的時間他們先后完成了366例法洛四聯癥根治手術，將這一手術的死亡率從13.9％降到了1.1％。這一成績達到了國際水平，獲得了國內外同行的一致贊許，為了表彰他們的突出貢獻，國家科技部授予了他們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
　　在一個個鮮靈靈的小生命面前，手術刀是堅硬的，醫生的內心卻是細膩體貼的。傳統的心臟直視手術，要在孩子的前胸切一個刀口，留下一條像蜈蚣般的疤痕。細心的劉迎龍發現，這樣的手術不僅容易造成孩子“雞胸”，還讓他們不敢穿泳衣，這對于孩子來說是一個多么大的心理陰影。既然手術的安全性提高了，能不能最大可能地減少對患兒心靈的傷害呢？為此，劉迎龍對小兒心血管及胸廓解剖特點進行了深入的研究，1994年10月7日，在一例房間隔缺損手術中，劉迎龍和他的同事第一次嘗試從右側腋窩下切口，因為雖然心臟長在左側，但大血管都集中在右側，右側切口更便于血液轉流。盡管術中，醫生只能看到心臟的局部，但劉迎龍認為，在一個優秀的外科醫生腦子里有一個完整的心臟。這一技術確實對醫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通過對500例右側切口手術患兒和500例傳統手術患兒的術后隨訪和對比，結果顯示，無論是乳腺發育、胸廓成長、兩肩活動還是心理評分，右側切口的效果都明顯好于傳統切口手術。
　　兩年前劉迎龍接到了英國一家醫院發來的郵件表達了他們的敬意。十余年前劉迎龍為一個孩子從右側腋窩下做了心臟手術，現在孩子移民到了英國，在這家醫院復查時他們很難想象中國醫生居然能從右側腋窩下做心臟手術。
　　為了讓更多的孩子受益于這一手術創新，二十年來，劉迎龍不僅將“經右外側小切口矯治小兒先天性心臟畸形”技術應用到包括法洛氏四聯癥在內的所有復雜手術中，更通過技術培訓班、手術演示、發表文章，將這一技術傳授給了國內同行，并推廣到了國外。10年前，一位印度尼西亞的心臟病外科專家到中國考察，看到中國小兒心臟手術死亡率如此之低，他很驚訝。為了看個明白，他索性改了航班不走了，在北京守著劉迎龍一星期，跟著他看他做手術。回國后，這位專家把自己醫院的醫生和兒子都送到中國找劉迎龍學習，并三次邀請他到印度尼西亞去給他們的病人做心臟手術。
　　2010年，聽從北京市衛生局黨組的建議和安排，劉迎龍調入北京安貞醫院小兒心臟中心工作。為了給他創造更大的空間以便給更多的孩子們看病和手術，安貞醫院將圖書館搬移，將小兒心臟中心的病房調整擴大。劉迎龍就像一臺心臟發動機，走到哪兒，就把動力送到哪兒。2009年，安貞小兒心臟中心一共完成了630例手術，劉迎龍調入后通過團隊的共同努力，2010年，手術量上升為1200多例，2013年達到了2500例。
　　劉迎龍的辦公室已掛不下患兒家屬送來的錦旗，只好一摞摞擺在柜子頂上。只有一張稚嫩的鉛筆畫被劉迎龍貼在案頭的墻上，那是8歲的新疆女孩阿依扎白特意給她的“劉爺爺”畫的，畫中那個幽默熱情的光明天使跟劉迎龍還真有幾分神似。
　　■■以政協委員的身份推動醫改不斷深入
　　據劉迎龍估算，我國每年大約有20萬個先心病患兒出生，加上還未做手術的患兒，一共約有200多萬個先心病患兒。劉迎龍介紹，相對于白血病來說，先心病侵犯了心肺兩個系統，發病率更高，但先心病可治性強、遠期效果好，大部分患兒術后可以正常生活，因此開展先心病“三級預防”工作更加緊迫也更具現實意義
　　為此，劉迎龍與多位全國政協委員數次聯名提交“小兒先心病三級預防”提案:一級防治是對先心病致病因素的預防；二級防治是孕期篩查，當胎兒長到5個月時，就可以采用特定的超聲技術查看胎兒心臟，及早診斷出已患先心病的胎兒，再根據孩子的具體情況，對復雜重癥的先心病患兒進行早期干預；三級防治就是通過外科手術矯正，對已患病的患兒進行早期治療，減少先心病的危害，提高先心病患兒的治療效果。
　　作為一位小兒先心病的專家，劉迎龍每天要考慮的，不僅僅是提高醫術救死回生，還要操心孩子們的治療費用。復雜先天性心臟病治療周期長、治療成本高。這些不幸的患兒家庭中，有的面對巨大的不幸無可奈何，有的舉債看病、因病致貧甚至家庭破裂。每當有患兒因貧困放棄治療時，孩子和大人那絕望的眼神，攪得劉迎龍的心一陣陣愀痛。從2004年起，“把小兒先天性心臟病納入大病統籌”進入劉迎龍做提案時的重要選題。每當握筆撰寫提案時，劉迎龍的心就會舒服些。提一次沒效果，就堅持提，年年提。終于在2010年，小兒先心病試點新農合統籌。“現在，農村的先心病患兒，新農合大病統籌可以報銷70％、當地民政的大病救助解決20％，個人只承擔10％費用的醫療保障格局，如果能夠申請到救助基金，那患兒家庭承擔的就更少了。”只要一談到受惠于新農合政策的患兒，已近甲子之年的劉迎龍就會露出孩童般天真的笑容。
　　能來北京看病救治的孩子是幸運的，但是還有更多的孩子因為各種原因不能來京看病，他們同樣讓劉迎龍放心不下。為此，劉迎龍早在十年前就開通了自己的個人網頁，提供在線咨詢問答，與全國各地的患兒家屬進行溝通交流。后來北京有一個好大夫網站，因其主張公益性而得到廣大患者的高度信任。為了更廣泛地給孩子們提供看病就診的機會，劉迎龍教授率先開通了好大夫個人主頁，至今，劉迎龍已經回答了四萬多個問題。點開劉迎龍的網頁，可以看到2013年12月24日晚上回答一位外地患兒家屬的咨詢，已是凌晨2點。因為日間手術排得太滿，實在是累了，睡一覺起來再回答咨詢的情況已成常態。咨詢都是免費的，劉迎龍卻把熱情耐心的回應當成了一項必須完成好的硬任務。
　　這個好大夫網站讓劉迎龍亦喜亦憂。喜的是，通過網站，自己的答疑解惑為無數患兒和他們的家人帶來安慰和希望，憂的是，通過各地醫院上網醫生的數量及答復排序，他總能一目了然地看出我國醫療資源分布的不均衡。
　　為調整這種不均衡，劉迎龍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做了多年的努力。2004年至2008年，劉迎龍連續五次提案呼吁“多點注冊行醫”。2008年全國兩會前夕，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邀請劉迎龍等10位醫衛界的全國政協委員，就即將出臺的醫改方案建言獻策。10位委員各抒己見，有的談以藥養醫的問題，有的談管辦分離的問題，有的談婚前檢查的問題，劉迎龍談的是“多點注冊行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前，醫改方案已經過16個部門的協商討論，計劃當年兩會后就公布。10位委員講完后，吳儀當場表示這個方案(草案)確實還有很多問題，回去還要從頭研究，還要有更多的配套文件。一年后的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公布。“意見”提出“研究探索注冊醫師多點執業”，雖說只是一句話，卻讓劉迎龍和他的幾位多年關注此事的助手激動得跳起來。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十六個方面，60條，非常好，特別是醫改在不斷地深入。”談起三中全會的決定，劉迎龍毫不掩飾內心的喜悅之情。近一個多月，劉迎龍到河南、內蒙古等地做手術時，又多了一項任務，即向當地的醫護人員講解黨的大政方針，講解國家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趨勢。